这是从一位商人那儿听来的故事。他6岁那年冬天，得到了亲戚送的一辆漂亮的小冰车。大河结了冰，他和小伙伴们就在冰面上玩耍。他的那辆小冰车成了人人都羡慕的东西。他得意地坐在冰车上飞驰，神气得不得了。几天之后，一个小伙伴拿来了一只木陀螺。那木陀螺给小鞭一抽，在冰面上旋转上小半天都不会停歇。很快地，他就看得眼馋了，主动把冰车拉到那个小伙伴跟前，说：“咱俩换了，行不？”那个小伙伴说：“你肯？”他毅然伸出小指，和小伙伴拉了勾。晚上回到家，他就后悔了，便央求父亲拿着陀螺去那个小伙伴家把冰车给换回来。没想到，父亲竟然说：“不管！那勾是白拉的？再说，谁让你那么憨！人家拿个土坷垃就能换走你一亩地！——你长记性去吧！”

　　世事沧桑，父亲早已谢世，而6岁那年发生的故事却被他不断地重温。而今，他已成为拥资数亿的商界名流，还常常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再犯用一辆冰车换回一只陀螺的错误；假若不慎又懵懂地犯了，那也不要抱怨，因为世上的“勾”是不能够白拉的。他唯一可以做的，就是再把这件蠢事跟“冰车换陀螺”的事归为一类，让它们共同成为自己人生讲义中最有意义的章节，然后，自己听着自己的讲义，积累聪慧，不断成长。

　　杨澜曾讲过这样一段往事：第一次采访基辛格博士的时候，她正在美国留学，还没有积累多少访谈类节目的经验。她所问的问题是十分幼稚可笑的。比如，她张口就问基辛格博士：“那时，周总理请你吃北京烤鸭，你吃了几只啊？”问题刚一出口，在场的人全都笑了起来。这件事给了杨澜很深的刺激。后来，在中美建交30周年的时候，杨澜获得再次采访基辛格博士的机会。她牢记着“烤鸭”的教训，将所有有关基辛格博士的资料都搜集了，甚至连他在哈佛当教授时的论文、演讲都认真地研读了。这次杨澜的采访时间仅有27分钟，但由于有了充分的准备作支撑，她积极把握住了问题的走向，用“有效”的谈话填充了每一分、每一秒，使采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。

　　杨澜没有谈到过首次采访基辛格博士之后，那个“烤鸭”问题在她的脑海中千回百转的情形，但是，我能够想见，那煎骨熬血的痛楚一定撕扯得她寝食难安。从那一个痛点出发，她奋力驱遣着自己，终于走出了一条不乏掌声和鲜花的道路。

　　如果给我们所经历的一个个人生故事估价，我想，那让我们扮演了愚蠢角色的故事的价值一定是不容低估的。珍爱那让人沮丧的人生故事吧，它仿佛排版工人排出的铅字，乍看上去是反的，可岁月会殷勤地带我们慢慢参透它的内涵与真谛。